p; 其结果也是很明显的。禅宗书法的脱颖而出，造就了一大批新的书家。这些书家集中在僧人间，如荣西、俊菥、兰溪道隆、祖元，乃至后来的梦窗疏石、虎关师镰、宗峰妙超等人，都身兼禅僧与书家双重身分。书法历史上忽然冒出了这样一批和尚书家，立刻带来了崭新的气象，最终则形成了禅僧书法这一特定的概念。在日本，这一部分作品用一个特殊的词来表示——“墨迹”。
其实，就宗教与书法关系这一角度而言，在江户时代、和尚们(主要是中国去日本的僧人)对书法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关于“墨迹”和宗教书法艺术上的一些特色，我们将分专节进行研究，由于这节叙述的重点是以佛教上的两大高潮为依据，姑又略。
日本佛教与书法的关系，我们已略有了解。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不妨再提出一个课题，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如果有谁排出一份《日本书法史》的详细年表，或是通读一遍《日本书法史》，那么他立刻就会意识到：日本书法历史上一支重要的主力军是那些身披袈裟的空门中人。平安“三笔”是空海、嵯峨天皇、桔逸势；“三迹”是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镰仓时代是荣西、道元、兰溪道隆、祖元；后期是梦窗疏石、虎关师炼、宗峰妙超；江户时代有近卫信伊、本阿弥光悦、隐元、木庵、独立、慈云、寂严、良宽、市河米庵、贯名海屋等；直到明治。这是个较齐的书家名单如果把这些和尚的名字划掉，那有的时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如镰仓时期如果没有那些和尚们，几乎再也找不出可以提挈一代书风的其他书家了。又如江户时代如果没有黄檗僧人们的名字，就少掉了一个极重要的部分；而对于今天书坛上一些新的流派就很难给予深刻的探根寻源的研究。无论是他们本身成就或因此而形成的一代书风，还是他们在历史上的承启作用，都是书法史上重要关键的一笔。
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和尚书家们从来也没有取得过如此强盛的地位。如果他们当时了解到他们的日本同行们已经取得了这些足以洋洋自得的成功的话，他们简直会由衷地妒嫉的。
当然，洋洋自得也罢，妒嫉也罢，于我们都不关痛痒，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说明了什么?
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的宗教形态是多头并进，长期共存的。宗教界的斗争和取代乃至反复，对于艺术而言必然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今天是道教擅胜；于是李老君的画像和《道德经》就成了时髦货；明天是佛教取而代之，李老君一落千丈，而释迦观音像和《佛经》立刻就价值连城；后天是儒教独占鳌头，于是，孔老夫子手捧《论语》开始俨俨然地教训人了。五光十色的教派和学派搞得艺术晕头转向，它无法确定自己该跟谁走。到头来，儒、释、道三派都无法保持自己的纯粹性，它们自己也互相渗透。这种渗透综合地对艺术施加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历史上，尽管每一朝代也有自己特定的宗教影响，但在艺术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总是艺术家自己，宗教信徒们自顾不暇，他们是无法绝对地统治艺术的。
当然，悠久的文化渊源，使中国的文人阵营特别强大，不像日本，文化的传播要靠和尚作为媒介，这也使和尚们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内似乎没有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特定角度上看，由于有特殊的地位，日本的和尚们必须兼顾宗教和文学艺术乃至政治，而中国的和尚们却不必负此重任，政治上没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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