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传来的禅宗。前者的传来促进了平安朝第一次书法高潮,后者的传来则促成了镰仓室町时期第二次高潮。书法史上二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密教的盛行东瀛,以空海、最澄为代表。从平安到镰仓以前,一直是密教占统治地位。空海有一件著名的书法作品《灌顶记》,是他从唐朝取经回国后在高雄山寺威严地为其他僧人授戒的备忘录。可以想象,经过了这场日本宗教史上第一次宗教仪式后,空海作为佛教宗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这为池热心推广书法艺术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但他之所以取得这个地位,也是依靠他去过唐朝得过真传的资格。他那手绝妙的唐风书法,正是这个资格的最好证明;这一点使他不但可以在佛徒中受到崇拜,也可以在一般臣民中找到追随者。书法与宗教之间的互相依重,就是这样和谐地体现出来。
甚至,这股风气还刮进了皇宫圣殿。嵯峨天皇如果不接触空海,他就不可能会研究书法,他可以算这种追随者之一。天皇受僧人的影响而亲自参与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上行下效,当然给臣民们以很大的刺激,它的影响恐怕不会仅限于当时。在后代,嵯峨天皇的离宫被改为佛寺,寺号“大觉”,还吸引了许多代天皇在此居住,有的甚至以这座佛寺作为裁理万机的枢密房。昔日孤寂冷清的离宫佛寺,忽然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军政中士,你说这是天皇们不约而同地喜爱这座佛寺,还是想追慕怀念嵯峨天皇其人?
结论当然很明显。空海、嵯峨天皇等人的努力,使王羲之、颜真卿的唐风书法在日本如雨后春笋,迅速地成长扩大起来。这是一声震耳的春雷,它唤醒了许许多多的还在朦胧状态的艺术萌芽。平安朝出现了那么多名书家,留下了那么多的优秀作品,确实可算是繁荣昌盛。对于以前并没有书法这个概念的日本而言,这种开天辟地的丰功伟绩,每个日本人都会感到无比骄傲,每个日本人也都会因此而同声赞颂佛教的功德无量和法力无边。
镰仓时代建立了幕府,武士们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千安朝末期的那种已经蜕变堕落的旧佛教,只能作为贵族们沉滞黯淡风气的写照;无法吸引新兴的武士们了。他们迫切地寻找能与自己息息相通的新的宗教体系,这种体系既不能打破长期形成的佛教至上的民族精神,又不能是旧宗教的翻版。他们的注意力又转向中国,从中国请来了禅宗,这一次担任媒介的是僧人荣西、道元和兰溪道隆。
武士之与禅宗,也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当时日本的旧佛徒,只知贪欲作乐,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禅僧们却与此相反,专以寡欲朴素作为立身之本,不求居所、不贪衣食、专心修道。而且,教义中充满了机锋迅锐的精神,与旧教中经院式的烦琐文学相比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朴素锐利的宗旨,与镰仓武士们重意气、尚礼节的风格是一脉相通的。在当时,不但一般的武士以信仰禅宗为荣;就是最高执政如北条时赖、北杀长时等人,也都虔诚地拜倒在达摩脚下,修行剃度,忙得不亦乐乎!
幕府的最高人物成为禅宗的信奉者,使禅宗取得了睥睨一切的优越地位。而作为媒介的荣西等人,在带来新宗教的同时也把宋代号称禅书的苏东坡、黄庭坚、张即之等人的书法引进日本,他们在取得至尊地位后,便开始推行名正言顺的禅宗书风。于是,禅宗取代了颓靡的密教;而东坡山谷们的强烈风格也取代了晋唐人温文尔雅的面貌。书法与宗教二个领域中的大突破,呈现出了相同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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