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上一有新政策，他们立刻就作出反应了。②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学佛法，想通过引进来振兴本国的佛教。有意味的是当时的遣隋使团中，已经出现了僧人。圣德太子并不完全认为这是一种官方外交，它应该包括宗教专家们互相探讨和传授等重要内容。
最高统治者的这个政策，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从木宫泰彦制的《遣唐使一览表》中可以看到，除了无法查考的以外，几乎每一次都有学问僧随遣唐使同行。多时竟达二十六人。这些学问僧大批涌入唐朝，又涌回日本；他们在唐朝的目睹耳闻，自然会作为楷模而传授给本国的上层人士。规模宏大的取经活动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反映在书法上痕迹更是明显。由于很多学问僧入唐的使命就是搞文化交流，他们首先学到了书法；回到国内又是理所当然的权威，于是，偶然的历史条件给僧人们造成了钻研书法的有利条件和优越地位。
前面已经提及，日本早期文化的特征是“请来”。既是“请来”，这去“请”的媒介就很重要，现在这媒介由僧人们来担任，僧人们就有了得天独厚的资格。而他们的宗教职业习惯又无所不在地反映在任何事物上，于是他们的书法的宗教色彩又是无法消除也无法避免的。木崎爱吉的《摄河泉金石史》中有这样一个结论：“我邦金石文字，大抵皆蒙上佛教思想之影响。”他的着眼点更高：他不仅看着这些僧人的手迹，还注视着更早的碑刻金石，范围更大了。确实，看看被誉为日本古代名碑的《宇治桥断碑》记载的是一个僧人如何施福于大众，造了一座桥等等的颂辞；而其书风纯类《张猛龙碑》；比它更早的《法隆寺佛背刻铭》，则又是典型的六朝写经书风，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在当时，书法与宗教的关系，是以书法形式书写宗教内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关系的完成，是通过身兼僧人和书家两美的那些人之手，根据我们的考察：日本书法似乎从一开始就是宗教与艺术的化合物。
释迦牟尼在日本真是好运气。他一直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一代代被顶礼膜拜着，从未受到过任何阻挠和压制。似乎他头上那道耀眼的金光永远也不会褪色似的。虔诚的日本人，把佛教当作自己的希望和寄托，他们的热情好像也永远不会消失。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在中国，由于佛教是印度传来的客教，华夏子孙在远古时代就有了自己的“国教”?——“道”，后来又加上孔老夫子的“儒”教，这种竞争形态使佛教无法在中国历史上永远保持至尊的地位。有时由于某些统治者的提倡，它可能会忽然兴盛起来，大有“取而代之”的压倒一切的优势；但不定哪二天它又可能会被贬入冷宫。像北周武帝的废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在日本，除了神话中想入非非的虚构之外，真正接触到的有严格系统的宗教就是佛教。先入为主，这个“请来”的宗教对他们而言自然是天底下第一等重大事情。故而，日本会以佛教作为自己的国教，而视其他一切后来的宗教为异端邪恶，谁要是说天地间还有个比释迦牟尼更高的耶稣或上帝，那他不是十恶不赦就是昏了头。据说在江户时代，当时外国商船进入日本港时，先要恭听宣读禁止天主教的法令；然后还要命令每个人践踏耶稣像，真是咄咄怪事。长期形成的民族习惯，使日本在宗教方面采取严格的排外政策。而这种对佛教始终不渝的专注的民族精神，却促成了佛教与书法之间亲密结合的悠久历史。
日本的早期宗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空海、最澄等平安朝人传来的密教真言宗天台宗，另一个是荣西、道元等镰仓室町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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