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突破是万叶假名的出现。它是一种假名形式，但用的却是汉字，这岂不令人奇怪?
中国的文字是一字一音的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它与以字母排列的表音文字是迥然相异的。而日本民族的语言却是倾向于字母排列的表音系统。比如：“樱”这个字，在汉语中就表示樱花，只有一个读音。而在日语中，一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用三个音联合组成“樱”这个字。由于这一点，日本古代的人们对学习汉语就感到特别困难。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造成了很多隔阂。在进行日语与汉字相结合的过程中，日本学者们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以中国单个的表意文字作为日本语的注音。在没有出现纯粹的假名文字之前的这段时期里，汉字一直扮演着为日语标音的角色。
从表意到表音是个重大的突破，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现代假名的滥觞。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假名，在使用上也很不方便。可以想象，汉字写一个“樱”字，标成日本音却要写三个子，效率降低了三倍，这是不符合文字使用频率日益提高的社会需要的。但它确实显示出了日本民族的自强心理，当时的学者们不甘于日本文字领域钓寂寞；他们不愿意借用异国文字来曲折困难地表达日本民族特定的生活事务乃至军国大事，他们宁惠用这种那怕是落后的文字系统来满足自己的民族感情。
日常需要的迫切性成了培育日本假名文字的温床。从此，日本民族的文字开始了它们早就应该开始的长途跋涉。第一次表现出这种跋涉的喜悦的，似乎是平安三笔之一的空海和尚。他有一件《伊吕波歌》的作品。1975年，由日本奈良市把它的原拓赠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在日本妇孺皆知的短歌作品，第一次成功地把汉字的结构(主要是草书的结构)演变为真正的假名字母。歌的起首“伊吕波”这三个字是译音。伊字的假名是取“伊”的偏旁，( 是以字的草书写法)，弓是“吕”字的草书变体，性是“波”字的草书变体。倘这件作品属实的话，那么，在日本的平安中期已经完成了用假名注日语语音的过程，而其根据正是中国的草书。值得注意的是，《 歌》中的四十七个日文字母各不相同，它在当时起到字母表的作用，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使用。随着在实际使用中越来越系统和严密，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日语字母表《五十音图》。
日本的学者们并不讳言假名来源于草书这一事实。近代著名学者尾上柴舟在评论小野道风的《消息帖》时说：消息帖作为小野道风的汉字草书作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中可窥假名书法从汉字草书中汲取艺术营养的形成“痕迹”。(见《书运全集》卷十三，《平安朝初期概观》)虽然假名的母体是中国的草书。但日本人却并不因此而沮丧，因为这确实是一种与中国汉字截然不同的表音文字系统。日本民族完全可以因这丰功伟绩而自豪，并因此受到中国人的由衷敬佩。
假名与汉字草书的这种特殊关系，在书法艺术上也必然显示出明显的痕迹。尾上柴舟上述的重点是放在假名书法这一点上，可见他至少是认为小野道风的作品也显示出假名书法的萌芽状态的。此外，著名的书家纪贯之是一个兼善两美的多面手。纪贯之的《寸松庵色纸》是标准的假名书法，格式与汉字绝然’相异，但他《桂宫旧藏万叶集》中所写的那些标音汉字却又极其精致。从这种现象中，不正可以看到假名文字和假名书法的基础所在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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