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在日本古代书法中看到陈子昂、骆宾王、孟浩然等人的诗作。唐代寺人的作品要进入日本，首先必须先通过遣唐使们这一关，如果通不过，那就别梦想“名扬海外”。
然而，什么是它的必然性呢?
尽管嵯峨天皇等“三笔”和小野道风等“三迹”，是那么虔诚地孜孜以求唐代文化，但唐代文化毕竟是借来的异国文化。空海和尚和同时的最澄和尚都有《请来目录》，是记载从唐朝带来的各种佛经佛具的备忘录。这“请来”两字用得很妙，它证明这些高僧们并不以此作为自己的“国粹”。如果用在书法上，那么就是“请来书法”。自然，书家们也不会数典忘祖，他们也知道“请来”的含义。日本民族顽强的自尊心，不但在古代的政治、外交上反映出来，在文化艺术的交流上也同样反映出来，这是很可贵的。
既然是“请来”的文化和“请来”的书法，对于这些艺术家们而言，就有个接受的问题。日本当时没有自己的文字，必项依靠汉字，这是无法更改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在接受异国文化为自己服务时，他们就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舍弃那些与自己民族性格(乃至个人性格)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吸收与之相吻合的东西。白居易在唐代是仅次于李、杜的大家，有是够权威的地位；他的诗作又具有明白清畅、老妪能解的特点，比较大众化。异国人学习汉语是个困难的过程，而佶屈聱牙的风格和清新通脱的风格相比，自然是后者更容易被接受。在进入日本的唐诗这个范围内，白居易的独占鳌头自然是可以估计到的了。至于乐府长短句的出现也是同一道理。比起排律整齐的诗来，长短句更口语化、散文化些，更易获得较多的读者。
文字的基础决定了书法的基础。在书写内容上如此依赖于汉诗的日本书法，艺术上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唐风之外的。关于平安时期书法是如何追求晋唐风韵的，我们留待下章详细考察。这里先提出一个有意义的证据。在碑学不发达的日本古代，流传有“上州三碑”之称。其中尤以《多胡碑》最为有名。书写的是汉字汉文。由于它在艺术上与中国碑刻有很多相通之处，颇受中国学者的器重。清代碑学太盛，杨守敬在《楷法赏鉴》中收录了《多胡碑》，赵之谦的《补环宇访碑录》中也榜上列名。最有趣的是碑学巨擘翁方纲，以《多胡碑》与《瘗鹤铭》并称双美，俨然把它当作中国碑刻一般，即此也可见这方号称“上州三碑”之首的石碑，是如何地与中国的丰碑巨额息息相通的了。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假名书法的起源。
被日本人称为“自己的文字”的假名，是到了平安朝的中后期才兴盛起来的。假名出现的依据，自然是中国的汉字。只是不完全是楷、隶式的汉字，而更多地含有草书成分在内。可以说，没有那些精于汉字汉文的“中国通”们，假名是很难形成的。
早期日本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它却有自己的语言。它所遇到的问题是怎样记录自己的语言。学习汉语，虽然解决了记录的问题，但必须按照汉音来读；自己的语言则没有了。如何在借用汉字以解决文字记载的同时，仍然不失却自己的语言系统；换言之，如何把自己的语言与中国的汉字相结合，这是当时日本人最关心的课题。
远在奈良时代，一些有心的日本学者就开始了创造民族文字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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