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锦、罗、绫、素、布。
这种应制式的诗作，肯定是精芜参杂。而且，以每首二十八字算，一百二十首是三千六百字，加上标题等更是近四千字。以书法作品而言，可算是少见的鸿篇巨制。嵯峨天皇对它竟不惜花费如此心血，实在令人惊讶。他当然不会是出于实用目的才去书写的，李峤诗对于他的日常起居乃至军国大事毫无关碍。大概是对汉字充满感情的天皇，看到这种精雕细琢的玲珑玩意儿，感到特另别的新奇有趣并由衷地佩服吧?很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诗卷已经残缺了后半段。
对汉唐文化的心慕手追，一直持续于相当中国晚唐和北宋的平安全期。被奉为“羲之再世”的日本平安“三迹”之一的小野道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草稿叫“屏风土代”。相传他在三十二岁时，由朝廷大臣公推并被天皇亲点成为御书家，在当时可谓名扬天下。这篇草稿的内容是一组汉诗，但并不是转抄唐人的，作者是日本诗人大江朝纲。读了这些诗，可以想见当时日本的汉学影响是如何地强大。诗共有十一首，题云：《春日山居》；2．《寻春花》；3．《惜残春》；4．《书斋独居》；5．《山中感怀》；6．《林塘避暑》；7．《山中自述》；8．《送僧归山》；9．《问春》；10．《楼上追凉》；11．《七夕代牛女》。为避累赘，引一首以飨读者：
古洞春来对碧湾，茶烟日暮与云闲。山成向背斜阳里，水似回流迅濑间。草色雪晴初布护，乌声露暖渐绵蛮知圮上独游客，疑是留侯授履还。
干仄、对仗、韵、用典、句式，全都齐了，把它混在唐人的别集中，谁能分辨得出来?说它出自古代日本人的手笔，大概谁也不会不惊讶的吧?
平安“三笔”也好，“三迹”也好，从他们留下的作品来看，书写内容大部分是汉诗。在这些汉诗中，真正日本人自己写的诗倒也不多见，最普遍的是抄录唐诗。由于遣唐使的频繁派遣，促进了中日之间的交流，中国文化被作为——种楷模原封不动地带到日本，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丁还是在草创阶段的日本文化的倾心。如果说由于“三笔”的首座空海和尚在访问唐朝后带回了大量的佛经佛具，因此三笔时代的文化艺术也不免染上了宗教影响的话；那么到了继后的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这“三迹”时期，这种宗教影响就相对淡薄了。贵族官僚出身的书家们，致力于追慕唐风文化，研究诗文、学习书法，而对于宗教却很少瞩目。他们并不是先宗教后艺术，而是把追慕文化艺术提高到突出的地位。平安朝的“三笔”和“三迹”这两期书法的不同点，在这里是充分反映出来了。
平安“三迹”作品之中，出现最多的唐诗内容是白居易的诗。据说有人专门进行过调查：白居易的诗作，占了全部唐诗作品的绝大多数。三位巨擘都有录白居易诗的作品。小野道风有白诗《新乐府断简》；藤原行成的《白诗卷》一气录写了白诗《八月十五夜同诸客玩月》等十首，可称洋洋大观。至于藤原佐理，还有一篇写白居易新乐府《杏为梁》的作品。这首《杏为梁》似乎已经反映出词的意味，它之受到日本书家的宠爱而出现在异国的书籍中，是否出于纯粹的偶然?
偶然性是存在的，但其中并非没有必然的趋势。所谓偶然性。当然是指在当时作为两国交流的媒介——遣唐使、学问僧的个人爱好。他们自然先把自己喜爱的东西带回日本去。我们看到了白居易的作品，看到了李峤的作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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