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作为一种严密的考察，单依据文字记载是不够的。越是上古，文字记载散佚的可能性就越大。近代则反之。但不管怎么说，近代书家的艺术才能往往出现多元化的倾向，这是个不可抹煞的事实。加之，近代作史的专家们对于这方面的遗闻逸事也很留心，尽力收罗。在平安时期就未见得吧?史家们对这个专题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不同社会带来的不同趣尚。
然而，我们的这种考察究竟意义何在?
文化人的参与书法创作，把书法从“政治家手中的余技”这个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只有在这时，书法才真正地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形式在社会性的范围之内受到重视，书法的艺术地位寸算是全部完成。在中国，这个时期约在宋朝前后。
唐代书家的情况基本上是政治家参与书法活动，欧虞褚薛，颈真卿、柳公权；不是将相宰执就是一方大帅，尽管后世奉他们为大书家，但其实他们的主要精力并不全放在书法上。当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文化人参与的痕迹：李白、张旭、贺知章、孙过庭，都算是“布衣”之士。然而在当时并没有蔚为风气，执书坛牛耳的还是那些威仪整肃的官儿们。
宋代不一样了。蔡苏黄米，乃至上推林和靖、欧阳修，下推薛绍彭、关云壑，都首先是以文化人的身分出现的。他们并非没有进入朝廷，但他们在朝廷中扮演的角色还是文人，而不是像唐人那样身负军国重任。书法(广义上是艺术)成了他们的第一专业，地位明显地提高了。于是，他们就有可能全力追求丰富多彩的艺术趣味，在其中倾注自己的全部聪敏才智和卓绝的天资。在这些文化人手中，艺术开始“自觉”了。而且，各种艺术之间的互相渗化；所谓的“边缘艺术”也勃勃兴起，形成了崭新的局面，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
可以得出结论：文化人的参与艺术创作(不是个别的而是整个时代的)，往往就是艺术成熟和自觉的一个标志。用这个标准来看日本书法史，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找出它成熟的时刻表：江户前后。这个时期的书法，似乎都是由文人学者们操纵着，汲汲于宋人米芾的江户书家市河米庵，门弟子竟达五千人之多，形成了强大的米庵派，以一介文人而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在日本书法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吧?
有意味的是，日本书法史上文化人的主盟书法，比中国晚了近五百年。这当然与日本书法的“请来”特征有关。但我们如果考虑到江户时代各种社会因素如《锁国令》的颁发、宽政异学之禁等等，再回顾一下日本书法兴起的先驱空海和尚从虐朝传来王羲之墨迹，他们之间也相差了四百多年，就会感觉到：并不总是按部就班的历史发展，有时却也会产生一些令人惊乒的巧合。除了明治维新这个对日本而言是决定性的突变之外，以前两国社会政治史发展步伐中存在着的时间上的差距，在书法艺术上是否也反映出微弱的痕迹来?
在这一节中我们有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和结论。看来，书家的身分和才艺这个也许无足轻重的细节，确实能说明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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