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从书体上论，中国书法的发展似乎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时替风移的横向特点：每一代都有自己独特的书体，哪一种书体也无法永远保持永远鼎盛的局面。如秦篆、汉隶、唐楷、宋行、清隶等等。而日本书法发展的情况则相反，它是一种并驾齐驱式的纵向行进。“请来”的汉字书法和本民族的假名书法，始终作为两条主线贯串于整个历史，行草汉字和假名在哪一代也没有被“腰斩”过。这是很有趣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
中国的篆隶正草各书体是属于同一文字系统中的不同种类．每个时代的需要不同，造成了对各种书体的取舍。而这种种不同的取舍，绝对不会影响使用本身；所以，它呈现了段落式的发展状态。
日本的汉字行草与假名书，则是分属两种文字系统的东西。前者是“请来”的，但又具有创造日本文化历史的特点；后者是本民族的，但却是后起的。作为使用的工具，两者都不可偏废：作为欣赏的艺术，两者都有价值。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双线型的局面。无疑，早期日本文化的“请来”特征，依然是其中的关键之关键。
——假名书法的来源于行草书，但假名书法的出现又挽救了行草书，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也许是耸人听闻的结论。
我们真该感谢假名书法的推广者——平安妇女，那些女性的艺术家们大概不会意识到她们对汉字书法的功劳有多大。成功地挽救了濒临衰势的汉字书法的，并不是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而是弱不禁风的闺阁女流。对于一向重男轻女的日本封建贵族而言，这还不足以具有讽刺意味吗?要叫他们接受女子创造假名这个事实，已经够困难了；而还要叫他们接受女子挽救了汉字书法这个结论，除了目瞪口呆以外，不知他们当如何以对?
缺乏中国书法那种艺术上双线型态的日本早期书法，为了保持艺术上的“生态平衡”，自动调节着自己的不足以适应需要。它们没有从艺术内部去寻找比较的新因素，而是借助于文字学上的突破，在汉字艺术外部形成了另外一种比较关系。换言之，中国书法篆隶正草五体平均铺展的比较，在日本书法上却变成从行草走向更为“草”的假名以形成对比的新局面。篆隶与行草相比，篆隶是“正”，行草是“草”；而行草与假名相比，行草却成了“正”，假名才是地道的“草”。在“正草”关系方面，日本有些书家确实比中国更走极端。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书法“不平衡”的观点，在这里终于找到了验证。以五体书的传统观念去衡量，前期日本书法确实是“不平衡”，他们绝不涉足篆隶，却在行草方面跑得很远，远得简直出人意外——笔画饱满的单个汉字的组合变成了笔画简单的字母的组合，而它们却又具备方块字的共同特征，这还不出人意外吗?不从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自强精神角度来看这个现象，是难以理解此中的深刻意义的。
假名书法的出现对书法史的另一个反作用就是：碑刻始终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重振旗鼓的一丝希望了。在行草方面如此地走向，使日本再也不具备碑刻兴盛的艺术条件了。行草假名与碑刻是两码事，这一点已经在中国得到证明。号称行草时代的宋、元、明，帖学如此发达，碑学却如此寂寞；日本的假名书法比行草走得更远，它就更不具备这种条件了。缺少漫长的碑学阶段的日本书法，形成了行草书一枝独秀的不平衡局面，而在行草书上的执持寻逐，更使碑学体系无法与日’本书法结缘。两方面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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