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此十分佩服，当然无暇顾及在唐人的大伞下居然还有偏于一隅的篆隶书。如果他们早生几百年，在中国耳濡目染的都是篆隶碑额，情况也许就完全不一样了。时间老人鬼使神差地使司本在平安时代才开始与唐朝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书法交流，今天看来，无疑是怀有偏心的。可以想象，当这些学问僧带着晋唐风韵满怀喜悦地回国后，却不知道在中国书法史上还育个琳琅满目的篆隶宝库，而时光老人却没有给他们打开宝库大门的钥匙，那么他们一定会禁不住地发出“吾生也晚”的沮丧的感叹!
以上我们考察了日本书法缺少碑刻现象的历史原因，下面进一步来探讨一下，它对日本书法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问题似乎很简单，没有碑刻就没有篆隶，于是，日本书法史上就只有行草，或许再加上个楷书，如此而已。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崭新的课题：假名的出现在书法的意义。当前日本的一些研究者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他们并没有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假名的出现在书法的意义。
假名是建立在草书结构的基础上的，这是常识，毋须赘言。但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以篆隶与行草为两大脉络的鼎盛局面，在日本却失掉了其中一半，双线型变成了单线型，没有对比也就
没有和谐，汉字书法(准确地说是行草书法)在当时的日本，前景是很可虑的。不管唐风书法如何受到欢迎，但它的生命力到底能维持多久，对谁都是个问号。不但在使用汉字时代是如此，即使到了“万叶假名”时代也仍然如此。这是因为，“万叶假名”用的标音文字还是汉字，用来表音还是表意，这是文字学家们的事。对书法而言，只要写的线条结构还是汉字形态，就脱离不了唐风之外。因此，书法完全有理由不承认有什么“万叶假名”，这个“冒牌”的假名仍然属于汉字，只是在文字功用上例外而已。
难记难读的行草汉字，曾经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喜悦，解除了他们的寂寞。但同时也使他们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陷入了苦恼。语言文字上的异国味和艺术上的单调，像两副巨大的枷锁套在日本人头上，他们必须挣脱这两副枷锁；不管是出自自己祖辈相传的民族自尊心理，还是出于对日常使用追求上不方便不满足的欲望，皆是如此。这种状态确实维持不很长久，平安假名的出现和风行打破了这种苦恼。但必须注意：这种打破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艺术上的不满足，而是来自文字使用上的不方便，它符合书法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实用性总是走在艺术性前面。用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而言则是：“草”总是走在“正”前面。
它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失去了对比的行草书法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受到狂热的欢迎，但由于人们在艺术上喜新厌旧的心理和“请来”的隔阂，在时替风移之后，也可能完全销声匿迹、为人们所遗忘。平安假名的出现虽然是出自文字使用上的目的，但它却无意中挽回了这股潜在颓势。简练疏朗的假名字母与笔画复杂的汉字，圆润的假名线条和直挺的汉字线条，两者放在一起，怎么看也是一种新颖的对比，而方块字的特征则是它们对比的共同基础。于是，从艺术角度而言：单调的局面被冲破了，假名与汉字携手并肩，形成了日本式书法艺太的双线型。为什么行草书在中国书法的发展过程中时起时落，而在日本书法发展中却稳定地保持到现在，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依靠假名书法形成单一的对比，却是其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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