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也照样可以搞得很好。
日本的佛教是单一的，因此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且历史悠久(相对于日本历史而言)。文化的传播必须经过和尚们的手。这使他们极为自尊，他们觉得参与文化是自己不可亵渎的权利：
而且，不管上至天皇摄政，下至庶民百姓，对于这种优越感都从心里给予承认，有时还加以鼓励。特殊的地位，使和尚们大有“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功臣意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艺术接受宗教影响方面，由于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不存在多线型的状态，使艺术(具体而言是书法)在与宗教相结合时不至于茫然无可适从，结合的对象只是佛教，别无它途。日本的佛徒们也绝不必担心道士们会来抢自己的饭碗。毫无疑问，这是日本特定的宗教形态给书法带来的特殊影响。在日本书法史上出现的以和尚统领一代书风的现象，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它的奥妙即在于此。
书法与宗教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日本的国情下才会产生，应该把它看成是日本书法的一大特征。
碑学与帖学之间的极不平衡
汉唐的丰碑巨额，曾经吸引了多少入痴入迷的追随者。古代佚名艺术家们的杰作，是那样地令人陶醉和留连忘返；然而，使日本书法家们不无遗憾的是，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这样一段灿烂夺目的碑学时期。文明古国丰富的书法艺术遗产，令彼岸的艺术家们着实地眷恋和艳羡。
日本书法产生自觉意识和萌芽，是从平安时期开始的。嵯峨天皇和空海的许多作品，反映出了当时的日本人并不把书法当作实用工具；而视为一种艺术享受和创造的趋向。平安朝出现了假名文字，已经解决了记录语言的困难，形成了本民族的表音文字体系。但对于那难学难懂的而又失去了实用意义的表意汉字，平安人并没有随意加以摒弃。这是因为，除了对汉字的那种留恋心情之外，由于中国书法的引进，使他们对汉字形式上的美具备了深刻的鉴赏力和理解力。他们似乎认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一些特征(包括东方民族的一些特征)在书法艺术中得到了完美的反映和显示。日本书法历史上出现双线型的发展规律，看起来好像不可理解，但这确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特点所在。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的魅力，已经完全征服了大和民族的心。
空海和尚“请来”了中国书法，但他却没有把中国立碑刻石的风气也“请来”日本。我们前面谈到：文化交流的媒介——使节和僧人们的兴趣爱好，是极其重要的第一道关卡。白居易轻松地通过了这道关卡；王右军、颜鲁公则是被恭敬地“请”过于关卡；而庞然大物的碑碣却没有通过这道关卡，甚至它们也没有被注意到，它们不免会感到委屈的。
这样的做法对日本书法的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简略说来就是：①在日本书法史上，是一种简单的行草路线，篆隶几乎绝迹，楷书也不多见。从我们的角度去看，这显然是不平衡的。书法艺术缺乏了丰富的书体特点。②假名书法的形成严重营养不良。它只能从行草中去汲取有限的养分；而无法从篆隶及至楷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不但书法，甚至假名本身也是一样：如果当时放在面前的不单单是行草，而是五体俱全，那么假名也许就不会纯粹是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作为表音的字母受到的影响并不很大，主要的倒还在于艺术。中国人看日本的假名书法，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一这也许会被日本艺术家们看成是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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