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离沪航班或列车取消、错过时间等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她记得在虹桥火车站外，看到有人只买到候补车票，就已经跑到车站了，万一无法兑现的话，便可能陷入两难，还有人错以为48小时核酸是从报告时间起算，导致核酸报告超期，无法进站乘车。
“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回想起离沪的经过，李希彤如此比喻。在临行的前一天，她的焦虑到达顶峰。那个上午，她一直在打保障专线出租车的预约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听，下午时终于预约成功，一小时后又被告知无法派车；而可以接客的私家车司机则要价高达2000元。
她做好了拖着行李步行六公里到公交枢纽站的打算。最后，经过不断交涉后，李希彤说服居委给她的邻居开证明，允许邻居用车送她到了公交枢纽站。
张晔也在5月中旬买到了加开列车的车票，不过紧接着的“一道关卡”就是，“要怎样到达火车站，路上已经没有交通了。”
上海市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后，市内各区的公交逐步停摆，到了5月10日，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所有线路车站均停止运营。市民出行主要依靠疫情保障的出租车和有通行证的司机，再者就是共享单车。
当时，张晔手机上全是关注离沪消息的微信群，群组已经多到分不清，里面不时会有出租车和接送司机的消息。还有两个同学和张晔一起离校到火车站，他们最初联系到一个有通行证的司机，开价800元，虽然平日同样路程只需要100多元，但他们觉得还在可承受范围，便交了定金和离校申请。
但事情却没那么顺利。离校申请要求司机提供不打码的通行证，司机并不同意，后来张晔才发现，大多数的司机担心被冒用，都不愿意提供。两天后，张晔才通过介绍联系到愿意提供不打码的通行证的司机，这次费用涨到了1000元。
很快他们又从辅导员处听到新的状况，这个司机通行证上的发证单位电话是一个传真号码，无法打通，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离校申请不通过。
“当时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三个人各自分头重新找司机，在各种渠道找，然后每个人都找了几个司机，到最后我们自己都乱了，到底要跟哪一个走，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个？”张晔回忆说。
紧接着他们再次听到新的规定，还需要在校外找到一个住处，规定缘于学校担心学生离校后，无法按计划离沪，继而“流落街头”。距离出发日期只剩两天，辅导员给了他们一个通融的办法，通行证电话无法拨通的话，提供司机在系统中把通行证调出过程的录屏也可以。
即便买到车票，离沪的路途仍充满未知，包括：离校申请能否通过、司机是否能顺利接送，等等。
在出发的前天晚上11点，张晔同学坐的车在路上被拦下，通行证也可能无法通过。而她自己将要在隔天清晨6点出发。这一整晚，张晔都没有睡觉，一方面是害怕早上起不来，另一方面是实在睡不着。张晔一直盯着群里的消息，当晚凌晨4点，会有一批同学坐大巴离开，她想知道这批同学能不能顺利离开；等到凌晨2点多的时候，她看到直接骑单车去火车站的朋友说，因为没有社区接收证明而被拦下。张晔更紧张了，因为老家的政策比较宽松，不需要特地办接收证明，所以她也没有办这一证明。
最终，当晚要离开的同学都顺利走了，她也在第二天如期回到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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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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