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感之外，还有无力感。李希彤感叹，在封控期间，生活变得只能依赖别人才能持续，从应急用品到饭菜，都依赖各个团购团长。这种无法自我掌握的生活，令她长期处在不安之中。在封控持续了一个月后，她开始频繁失眠，加上每天在网络看着各种坏消息，几乎每隔一两天，沮丧、焦虑的情绪便会爆发一次，她对着电脑，却什么都干不了。即使睡着了，很轻微的动静便会惊醒，早上也醒得特别早，最多睡六个小时便再也睡不着，而且起床后，时时伴随着耳鸣。
李希彤原本在面试的工作，虽然得到了offer，但薪酬和待遇并不如意，她的预期薪酬在1万2千元左右，以上海的生活成本来看，这一预期并不算高。如果她留在广东佛山的老家工作，也能拿到8千左右的月薪，还不用租房。但她更看重职业发展前景，在上海有机会进入大公司、外企，她认为在开拓眼界和积累经验的层面，上海更有吸引力。
这些分析都是基于这轮疫情之前，困在出租房两个月后，她开始担心企业恢复的速度，以及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影响。
使她想要决定离开的，还有精神状态持续变差——到5月中旬，上海预备分阶段复商复市，而李希彤的小区已经被允许居民到楼下散步，但她反而变得连门都不想出。
除了特殊时期在上海的经历以外，无力感让不少年轻人失去在这座城市奋斗的动力。
张晔老家在福建的一个三线城市，她记得，刚到上海上大学时，这座城市给她的印象就是繁华和有格调。有一年，她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上海做了好几份实习，大概是从那年开始，她便打算毕业后留在上海。
上海的文化和生活吸引住张晔，行人都打扮得很精致漂亮，她还喜欢到外滩一带走走，看大广告牌。隔了一年再回家，她的第一感觉就是“好土”。在张晔眼中，上海总是光鲜的，从建筑到大家的穿着，从广告牌到商品，都很亮丽。但是，她心里也有矛盾的地方，她知道这些亮丽的产品并不属于自己的阶层，“我想留下来，想变成跟大家一样，可以享受这些东西，虽然我不是这阶层的人，但是我想加入他们。”
| 在上海街头走猫步的女孩。图源：东方IC
最近两个月，她看着各种上海的新闻，听朋友讲封控在校的经历，到后来她自己也被困在宿舍里，感觉到在上海的生活充斥着不稳定感，不知道第二天醒来，又会出现什么新状况。
4月下旬，张晔所住的宿舍楼实施了7天足不出寝的规定，她的寝室没有饮水机和卫浴，最严格的时候，上厕所和洗澡也要根据学校安排排队。规定放宽后，学生每隔三天才能到宿舍楼相连的空地走一走，平时也是不能离开所住的楼层。
张晔想象过，如果自己已经在上海工作，遇到这种规模的疫情的话，她是否经受得住上涨的物价——大学刚毕业，拿着8千到1万的工资，交完房租后，还有没有钱吃菜，一个月光吃泡面能活下来吗？
她想起在外滩一家美术馆做志愿者时，每天骑车会经过一条路，路的右边是高楼大厦，左边是老旧简陋的平房，这两种影像同时出现在一条街的两侧。
她作了一个比喻：在一座城市歌舞升平的时候，哪怕富人有100块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