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的一切。
与他谈话时，我向他提到了这封信，他只缓慢地说了几个字：“人总得说真话。”简单到极点朴素到极点的一句话，对于巴金，他是用全身心拥抱它。
一九九四年，新一届巴金研讨会在苏州召开，我请萧乾题词，萧乾写道：“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会议结束后，我去杭州看望巴金，听我念完题词，巴金对我说：
“我是这些年才慢慢否定自己，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以前十七年那些年的风气，写一些文章都是不得已的。文革后慢慢明白。我现在九十把自己说的话兑现，讲真话。自己把自己这样限制，要求讲奉献，只要是真正的奉献。苦恼的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话。我现在的想法都在《最后的话》里。”
他又一次与我提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离家出走，追求兑现讲真话这一点。他把信放在抽屉里，开始还没有勇气是否离开家庭。有人说托尔斯泰你说的怎么不兑现。但他这样做了。他最后带着女儿出走，不久就死了。开始实施就结束了。我也感觉到这一点。文学或者别的什么也好，我也没有什么。我想只是说真话。”
他依然有他的忧郁。他似乎用无奈的目光和手势对我说：“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工作。”然而，他没有让这一遗憾占据全部情感。“什么都想得开了。名利对于我无所谓了。只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个真实的人，不欺骗自己。”这些话，声音很弱，但听起来依旧铿锵有力。
在第一次见到巴金之后的十几年里，他的外表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他一次又一次闯过疾病关口，一次又一次挺过来重新拿起笔。
与巴金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一九九八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其实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一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我取走这篇《怀念曹禺》，后来发表于“大地”副刊。告别他时，巴金对我说，他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一九九八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周年祭。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然而，不到一年，巴金病危，不得不切开气管抢救，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不可能写下去了。
巴金的最后几年，心里有激情，有想法，却不能写下来，继而，他连与人交流的能力都没有了。一个一直想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不能靠作品与读者交流，只能这样无奈地与读者告别。我想，这是巴金晚年的最大痛苦之一。
一个忧郁和痛苦的灵魂，是因为心底拥有爱。批判丑恶，反思历史，解剖自身，倡导说真话，无不是因为他心里充满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深沉之爱。
返回顶部
